恰当的释读应该还是从孔子一再强调的中道守正的原则出发，郑国的国风歌谣很动听，因此这些歌谣有的声调进入了祭祀周朝祖先的庙堂表演程式里，这才是孔子反对的焦点。联系实际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周天子东迁洛阳之后，与当时的郑国毗邻而居，周天子还与几代郑国国君都发生过争夺土地的战斗，不管是郑国国君把本国流行的国风歌谣的声调引入了祭祀祖先的殿堂乐舞仪式，还是周天子和京师宗室贵胄把那些歌谣搬到了典礼仪式之上，这些都是对正声雅乐的排挤和干扰，都不是中道正行，所以才是“淫”行，即放纵的、不节制的艺术表演。《孟子·尽心下》中解释孔子原义说：“恶郑声，恐其乱乐也。[7]”孟子的释读正符合孔子的真实想法，因此，“郑声”之“淫”，是指“郑声”僭越了孔子理想中雅乐该具备的声调，是破坏了原有的礼乐制度，对修身、治国都有极为不好的影响。
孔子赞扬《诗经》中的《关雎》这首国风歌谣的表达程度，认为就情感表现而言，做到了恰当而有节制，在《论语·八佾》篇中有：“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意思是，《关雎》这一篇做到了快乐而并非没有节制的，悲哀却不至于过度悲伤。历来的解释都是如此，但也有值得细细加以深入分析的地方。联系《关雎》篇的男欢女爱情感实际表达程度，它并不比郑国歌谣中的更弱化，反而比大多数的都要更热烈奔放一些。《关雎》中男子追求心目中的女子达到了痴狂的程度，不仅用多种讨好的方式取悦女子，还因一时追求不到而白天晚上睡不着觉，反反复复地翻身又失眠，还不分白天黑夜地不停歇表达爱慕。其表达爱情的炽烈与激动，千古以来也没有几首可与之相比拟。然而，面对如此激烈奔放的国风歌谣，孔子竟然不吝赞美之辞，根源原来是《关雎》所表现的追爱过程之后的结果是什么！需要注意的是《关雎》在表达浓烈情感的同时，也流露出了想要把女子娶回家的意思，首先该诗就表明男子追求女子是要她做伴侣，而不是当作情感冲动的“玩物”，即所谓“君子好逑”。后面男子取悦女子，“琴瑟友之”，又“钟鼓乐之”，琴瑟和钟鼓尽管都属于是音乐乐器，但它们在古代有很大区别的，琴瑟更多的是私人怡情悦性的乐器，而钟鼓则是在典礼和仪式上演奏的乐器，那时还没有如同今日一般把鼓乐专业化以刺激听觉器官。再引申一下讲，琴瑟是私人空间的乐器，因此它用来表示男子衷心希望能和爱慕的女子两情相悦、相知相伴、白头偕老；钟鼓是公共场合的乐器，因此用它来表明男子是要与女子携手，共登厅堂，让世人见证他们的结合典礼，也就是暗示着婚礼或类似婚礼的仪式。孔子当然不反对男女之情，他也珍视人的内心情感，在《论语》中关于人的自然本性中的感兴和情志，他多次反复表示赞赏，但是孔子反对因情感而破坏了礼制规范，也就是说，他认为既要“兴于诗”，也要“立于礼”，如此方为中道正行。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孔子对于《关雎》的赞赏，那就再顺理成章不过了。也就是说，《关雎》中的求爱是正当的，经过无比热烈的追求，得到爱慕女子的芳心，然后按照礼节规范恭恭敬敬地迎娶回家，结成配偶，这才是中道而行的男女结合过程。如果我们再联系起孔子本人的“野合而生”的身世和幼年不知生父的心酸，对于他赞赏《关雎》的暗含的仪式感，不禁深深理解。再推而言之，后世到了程朱理学占据社会主流思潮之后，几百年间礼教盛行，强化了“男女之大防”，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片面强调，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这想来与孔子的主张也是未必相符的，至于汉代之后产生的《孔子家语》里的孔子的所谓“婚姻观”，也因附会了后儒们的曲解而不足为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