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的人们在对待义利问题时，继承了先秦孔孟思想中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思想。但同时，由于不同的人们在谈论义利问题时出发点不同，义与利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也不同，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来。同时，由于大汉皇朝喜动利兴功，因此这一时期的不少思想家开始对功利给予了极大重视，司马迁、王充、仲长统等人在这方面都有不少精辟的见解。
第六节　妇女观
在中国古代宗法伦理的社会结构中，妇女总是处在这种结构的最下层。两汉时期，适应大一统皇朝需要的礼制建设尚处在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变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对妇女社会地位、道德礼教、自身修养等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完全统一。宗法伦理枷锁对妇女的束缚尚不如后世严厉，妇女在社会上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这一时期的妇女观已相当明显地表现出对妇女的鄙视，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压抑束缚妇女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恶劣影响。
在两性观念及家庭伦理方面，男尊女卑的观念得以确立。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论，于夫妇之道论证了“夫为妻纲”的绝对性。他将阳尊阴卑的阴阳五行学说灌输到夫妻人伦之中，认为“丈夫虽贱皆为阳，妇女虽贵皆为阴”[86]。再高贵的妇女也得受卑贱的丈夫的管束，把性别差异、性别奴役凌驾于阶级的差异和奴役之上，使之具有了普遍的意义。两汉以谶纬迷信与阴阳五行相结合的各种理论，于夫妇之道上都主张夫为阳、妇为阴，妻之事夫乃“天道”支配，是不可逆转的。《白虎通义》则对妇女地位作了更进一步的贬抑，它说：“男女谓男者任也，任功业也。女者如也，从如人也。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夫没从子也。《传》曰：‘妇人有三从之义也。’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87]“妇人无专制之义、御众之任、交接辞让之礼，职在供养馈食之间，其义一也。”[88]妇女永远是男人的附庸，“三从”之论实际上就是顺从男人。妻子不能抛弃丈夫，犹如地不能去天。妇女在社会交往中没有地位，其职责就在“供养馈食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