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遍责天下谱牒”,以甄别盛衰。唐太宗曾对高士廉等发布旨意： “天下氏族，若不别条举，恐无所凭准”。条举天下氏族，就要“遍责天下谱牒”,看来这是重修全国氏族志的起点。贞观八年，高士廉等人条举了全国八十五个郡的三百九十八个姓，于当年五月进呈唐太宗，史称“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这说明，唐王朝的统一和巩固，为唐太宗提供了搜罗“天下谱牒”的政治条件。而这个条件，在魏晋南北朝是不具备的。南北分裂时代，各地士族称雄乡里，各自修谱，往往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唐人柳芳在《姓系论》中指出： “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肖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纷繁复杂的士族，随着历史的变迁，起了变化。
唐初统一时期，总的趋势是大为削弱： “侨姓”早已没落， “吴姓”逐渐衰败， “虏姓”也非昔比，山东“郡姓”亦“累叶陵迟”或“全无冠盖”。另一方面，由于唐太宗推行扶植军功地主的政策，出现了一批“新官之辈”。既然新官与旧族发生升降、浮沉，那么统一谱牒，重新修订，就需进行甄别盛衰的工作，剔除一批衰宗落谱，补进一批当代新门。这有下列事实做证。据有的学者研究，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残卷，逸十九郡一百三十二姓，“把它和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中所列举的贞观氏族即郡姓来对校一下，发现出入较大。”说明贞观八年条举郡姓残卷，并非《大唐氏族志》残帙。既然两者出入较大，说明前者作了较大的订正。其主要原因是，高士廉纯从旧姓氏族条举，而唐太宗则主张以当世官爵作为标准，故贞观十二年颁行时必经一番筛选，剔除了一些衰宗落谱，并加进一批“新官之辈”。这样，后者尽管是以前者为基础修订的，但并不完全吻合。如后者至少比前者减少了一百零五个郡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