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李辉英发表描写“九一八”后东北某省城女中学生被日军侮辱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旋即收到丁玲的来信，问他“是否可以写个长篇，用东北为背景，来表现反日的主题”。这倡议使他兴奋，他“开始搜集材料……两个半月之后果然交了卷”。这就是长篇小说《万宝山》的起因。这部长篇小说以九一八事变前吉林省万宝山事件的真实历史为背景，描写日本领事、浪人等收买汉奸郝永德，勾结地方官吏、借开水田为名，强占万宝山地区农民大片良田，制造中国、朝鲜农民的矛盾，从而引起中国农民暴动反抗的事件始末。新鲜的选材，主题的重大意义和现实性，使《万宝山》成为东北抗日题材文学创作的先声。
由于作者写得匆忙，生活准备不足，小说显得粗糙，写得并不成功。茅盾在《“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文学——三部长篇小说》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了小说的不足：“作者并没有把久在日本帝国主义武力控制和经济侵略下的‘东北’的特殊社会状况很显明地表现出来。这是全书主要的病根！”全书“简直没有写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怎样造成了万宝山农民的不可挽救的贫困。全书给人的印象是：万宝山农民本来过的是欢乐的日子，然而郝永德勾结日本人来开垦荒地，这就糟了，所以农民要反抗”。“写东北的社会状况而忘记了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势力之独占的控制与深入，便是很大的错误。”这些都是这部小说不可掩饰的缺欠。即使如此，小说在当时客观起到的积极作用也还是被茅盾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作品，即使还有缺点或甚至于严重的错误，但作者的目标是前进的。读者与其去看肉麻的恋爱小说，还不如读一读这一类的作品。”[1]这是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