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及中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间的差异——后者已开始以市场机会为目标——对城市失去自由权后的发展亦有影响。于此，古代的发展与中世纪及近代的发展之间亦有根本性的差异。在古代，城市的自由因官僚组织之世界帝国的形成而被彻底清除，在新国家内已无政治资本主义立足之地。最初国王曾依赖骑士阶级的金融资本，但我们看到他逐渐把骑士阶级排除在承办租税之外，把他们排除在有利的财源之外，使得国王逐渐脱离依赖的关系，这正与埃及国王使国家的政治与军事需要脱离资本权力而独立、使租税承收人变为收税官吏如出一辙。在罗马帝国时代，各处均因世袭继承的专有领地之借贷而日益衰颓。基于国家经济的需要，竞争性契约制渐为贡献制度与臣民徭役所代替。居民按职业分成各阶层，国家需要此等新成立的职业阶级承担连带责任。此种发展导致古代资本主义的灭亡。征募的军队取代了雇佣军，而船舶由强制服役所供给。任何有剩余粮食的地区均将所有收成视各城市的需要而分配，不得进行私人贸易。道路建设的义务及一切比较重要的负担，大抵由世袭的被拘束于土地或职业的特定阶层来负担。最后，罗马的城市团体以财产的理由向市长要求富裕的市议员回馈城市，正如村落团体向村落会议要求在外的富裕村民回馈村落一样，因为住民对国家之纳贡及服役负有连带责任。这种服役遵循着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原籍制而建立，即臣民强制的义务，只在原籍共同体内实行。此种制度形成以后，资本主义获取政治利益的机会便断绝了。在以强制纳税为基础的罗马帝国末期，资本主义已毫无容身之处，像以强制劳役为基础的埃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