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著者以为课本的适当与否绝不单单是内容详略的问题。理想的课本一定是简明而切实，所谓“简明”，就是略而不流于空疏；所谓“切实”，就是详而不流于堆砌。简单地说，就是一面要“言皆有物”，一面要“纲举目张”，以文化的演进为经，以过去的事实为纬，这才是折中至当的办法。著者很想用这种见解去解决前面所提出的两个困难问题，这一册小书就是著者在实际工作中一种冒昧的尝试。
此外，我们对于中外史的划分还有一个特殊的界限问题。著者的愚见以为我们要划分中外史的界限，亦应该以文化的演进为标准。详细地说，凡是纯属本国文化演进过程中的事迹（除偶然用来作比较外）可以绝对不提，凡是纯属外国文化演进过程中的事迹当然是本书正当的资料，这是很明显的了。至于和全世界人类文化有一般关系的事迹，著者的愚见以为我们应该不分中外，把它们一律划入本书的范围内。本书之所以述及中国的石器时代，法显和玄奘辈的西游，中国蚕桑、印刷术和造纸术的西传，以及郑和下西洋的种种事迹，理由就在于此。
著者以为除上述三个问题外，似乎还有一个立场问题，值得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以常理论，本无提出的必要，但是我们试看寻常所谓的外国史或世界史，多半是以欧洲为中心扩大起来的西洋史。欧洲固然是现代世界文化的重心，值得我们格外地注意，但是我们中国人既然是亚洲民族的一分子，而亚洲其他各民族在上古和中古时代对于世界的文化又确有很大的贡献，似乎不应该因为他们久已衰亡，就可以附和欧洲史学家的偏见，一概置之不理。因此著者很想在本书中用一种新的立场，针对亚洲匈奴人、安息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向来受人轻视的民族，根据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活动和贡献的程度，给以相当的位置，而加以叙述。这就是著者提出立场问题的理由，而本书也是用这样一个立场进行的又一种冒昧的尝试。